清风朗月

实践理性中的正义之维
——浙江工商大学公共品博弈实验的观察与思考
（一） 观摩
2008年4月8日，9日，11日，我在浙江工商大学观摩了许彬、王志坚等老师设计的“带有惩罚和奖励的公共品博弈”实验，受益良多。实验的内容是“公共品提供博弈”，这次实验的实验设计、编程和操作，是由许、王两位老师及其带领的团队独立完成的。本实验基本上与Fehr and Gächter(2000,2002)的试验相平行，即，检验惩罚对公共品投入（捐献）的作用，但增添了一个创新点——研究奖励对于公共品捐献的作用。众所周知，公共品捐献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囚徒困境，标准理论告诉我们，人们的计算理性使得捐献值必定很低，假如“惩罚背叛者”可以诱导出更高的合作水平，按照同样的逻辑，“奖励”合作者，是否也能同样诱导出更高的合作水平呢？这个思路非常简单直接，也是很有意义的理论创新，但国内外尚无学者加以研究。

4月8日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进行的非常顺利，4月9日、10日出现了一些小问题（由于电脑质量的问题，出现“死机”），但由于准备充分，应对得当，很快就被克服掉。在实验中，操作者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，当电脑死机时，两位老师表现的很从容、冷静，而且提早有所准备，他们迅速把出问题的同学移动到另一台电脑上，而且在所有计算机上采用了快速登陆模式，避免了时间的浪费，控制全局，避免了同学们的焦躁情绪，所有这些，都给我这个观摩者以很大的启发——由于经济学实验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，所以，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发生，这就要求实验者要细心准备，精心布置，小心应对。

熟悉实验经济学的学人都知道，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实验的优势是极其明显的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依赖于计算机进行数据收集、整理、记录和分析。然而，因为每个经济学实验各有特点，所以，并没有通用的实验软件：目前常用的“双向拍卖软件”（由加州理工大学的Plott开发）、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弈论实验软件，均不能支持公共品博弈。目前只有瑞士苏黎世大学的Z-tree软件可以进行此种博弈的设计，但也不适合中文界面的应用。目前，上海交大、暨南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成立了自己的经济学实验室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也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进展。但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证券市场、产业组织等应用理论的研究，对于涉及社会理论核心领域的“合作”与“利他行为”的实验研究，目前国内学者尚少涉足。许、王两位老师的工作，突破了我国在此领域的一项空白。不同于应用研究，对于“合作”中的秩序形成、正义和道德规则演化的研究，具有跨文化比较的深广意义和跨学科研究的广阔前景。

（二） 思考
实践理性，在哲学的术语里，指与人的现实选择相联结的理性表现形式，在康德哲学中，“实践理性”这一概念则专门强调理性的“超验”（transcendent）层面，实践理性的抉择不能受制于任何经验的考虑，否则就不再纯粹，那些考虑个人回报、声誉和幸福的“利他”行为，其道德价值会受到侵蚀和损害。受到斯多亚哲学和虔信派宗教影响的康德，坚持“实践理性”的纯粹性，这对于确立高尚纯粹、不计回报的道德观念殊为有益。然而，康德哲学对于当下的道德状况的评断，则未免苍白，理论的简易直截与现实的纷繁复杂之间，存在一剧烈而直接的反差。虽然，主观上我们应当按照绝对律令而行动，不能受任何杂念的牵缠，但客观上则时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于是，人只能成为列维•斯特劳斯所谓的“中间的存在”（in-between-being）。世间实存的各种道德观念，在具体而非抽象的层面上，必须是灵活而能保持原则的。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，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，必须“知人论世”，才能既不流于苟简，又不陷于严苛。

所谓in-between-being，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“一半是神灵，一半是野兽”（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，商务版，p167），完全纯正高尚的理性存在物只有神性，完全靠计算讨生活的人只有机械性。在后世的发展中，前者的伦理学以康德为代表，它的核心是所谓“绝对律令”；后者，以边沁和约•斯•穆勒的功利主义为代表，它的核心是“快乐的计算”，这个表面上的“分裂”，体现着人性固有的“善良意志”和“欲望”之间的紧张关系，然而，统一的（integrated）人心并不仅仅包孕这样的一对紧张，两个极端之间需要调和融通，才能彰显人的真实存在，在纯正高尚的道德体系与现实中充满算计的选择之间，有着一块广阔的 “林中空地”，能填补这块林中空地的，按照我粗疏的理解，应当是经济学鼻祖亚当•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提出的，以“同情共感”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伦理学思想。按照亚当•斯密的分疏，人的正义感，通常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具体的，它来源于自己对受损者的感同身受的体验，这一自然情感，经由社会伦理规范的导引，变成了社会成员“共享”的正义感，规导着整个的社会秩序。
 
从经济学的理论进路来看，许彬等老师的实验也深有意义，经济学是一门行为科学，“理性”和“自利”，从马歇尔的时代起，就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人类行为的两大支柱。然而，大量的观察与此不符（例如Valavanis，1958； Sen，1977； Hochman and Rogers，1969； Frolinch，1974； Margolis，1982；Gintis，2000……），然而，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偏离理性选择模型的行为存在，但由于信仰的异质性，使得“后天”形成的非自利行为是多样化的，那么，这些非自利行为，是否多样化到没有任何固定模式，无法定量把握的程度？在许、王两位的实验结果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对公正的偏好通常是会收敛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界域之中的。换言之，由于实验设计中，既考虑了策略因素（主体实验是一个博弈模型），又考虑了非策略因素（惩罚和奖励都是非自利的表现，特别是在随机组配模式下），因此，实验被试者实际上是处于“善良意志”与“欲望”之间的选择者，在随机模式下，他们可以借助的通常不是计算理性，而是展现出类似于亚当•斯密的“正义感”的行为模式。作为导引自然正义感的“指挥棒”，社会伦理规范又是如何形成的？斯密提出了一个类似“对价机制”的程式，即，人们总是不断的通过别人的反应和判断来调整自己的应对，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系列的规范（社会风习），这一思想深刻而精辟，但它是在“社会大实验室”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，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。实验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在实验室里“观察”到这个过程。富有优势的是，由于实验是可重复进行的，故而，我们可以进行跨国、跨文化的比较，从中发现各种有意义的结果。

（三）展望
按照当代伦理学的看法，“是”不能推出“应当”，但是，“应当意味着能够”却是伦理学的金言。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探究人心的“体”与“用”，那么，我们就无从知晓人能够做些什么，不能够做些什么。实验经济学方法为评判纷繁复杂的伦理学说提供了一座好的桥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按照标准的实验设计，实验中是不允许被试者交流的，但是，在第一天的实验中，我们也观察到极少数学生的语言交流，这给我们一个启发，如果在实验中加入交流记录（例如采用某种聊天窗口），会使观察更加理想。这是因为，从数字中，研究者只能观察到一个大致的选择结果，而重要的是人们行动的“理由”。对于社会正义问题而言尤其如此。正义的标准依赖于历史，以及对于特定历史的阐释，人们通过言说，展示自己的观念和理由；另一方面，假使我们从中看到的是“言行不一致”的状况（例如，有些人口头上对利他行为推崇备至，但实际上极端自私），那么，这个实验就更加逼近社会的真实状态。同时，实验也有利于帮助我们形成一个明智的、中道的正义观，避免过度的道义论倾向，通俗地说，在一个良序社会中，正义的代价决不能太高，否则，人们（至少是这一社会中的多数人），将抛弃正义，转而选择一种不义的生活。这一关于道德规范形成和演化的实验，在当代中国的道德重建历程中，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用实验方法，以实证精神检验不同的伦理学说，也会遇到一些困难，最典型的有两个：

第一， 人的动机是多样而复杂的，同样的利他行为，背后的动机多种多样，有纯粹的义务论的利他，也有出于个人的一种仁慈天性的，还有的完全是出于教育养成的习惯，在实验中，我们无法区分这些不同的动机，只能以“利他”笼统概括之。

第二， 由于动机的复杂性，导致了几乎所有看似“利他”的行为都会有相应的“利己”的解释。如何发展出一个判决性实验？如何确定偏离自利行为的动机是“正义”而不是其他动机？

第三， 实验设定的游戏情境，往往具有导向性。在这些游戏中，由于支付是付给个人的，隐含着个人作为利益相关者（stake holder）的设计，也就是说，参与人被“默认设置”成了博弈的玩家，故而可能会有“自利偏差”（self-interest bias），即，大家可能比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自利。围棋比赛中的赛手可能会表现得老谋深算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日常生活中缺乏道德、喜欢玩弄权术。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在实验中淡化“策略”考虑，但这又会引来相反的指责，如何把握好这个“度”，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

这一系列的公共品博弈实验，已经给我很大的启发，但我深知这只是开始，许、王两位老师的工作，标志着我国学者已经能够和国外的学者“平起平坐”，站在同一个层面进行研究。眼下，技术平台已经搭建起来，接下来的工作，是设计自己的实验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。这一天，我相信将为时不远了。